歷史態度之一辨:日據或日治,孰為正名?
敝人於某篇文章的回應裏見及一位 jkii 君表示:「建議年輕人要看清楚歷史、自行找資料判斷,才能做出最公正的評價。」多求比較是對的, 就其讀史的建議本身也是中肯的, 只是私以為他所提示的一些政治性見解似乎也有失諸片面, 以致於歷史對照比較的角度還是太狹隘了。像是解嚴時代討厭講「人權」兩個字的人是因為會聯想到「民x黨」?其實在以前黨化教育的時代, 就教過中華民國為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的起約國, 《公民》課本中談的人權理念尤多哩, 但教條是一回事, 實施上卻有待更多的社會與民主改革運動來實踐之, 如吾民所睹, 只執於名詞之相並無助於事實之辨。回諸舊史, 大日本帝國對於台灣的「治理」曾是政治體制上的現實, 而「佔據」的行為一樣是歷史事件上的事實, 就法理上來看台灣曾處於「日治」,而就後殖民觀點來看「日據」也是不折不扣的客觀過程。歷史本來就不可能是個人性之全然客觀的──任何敢於如此聲稱者皆是可疑的, 口述歷史絕對是要以存疑為為考證求真的前提, 「治理」既不見得較「佔據」來得中性, 南非黑人也不會同意以「白人統治時期」來代替「種族隔離時期」以作為一種所謂更為適切的「事實的描述」。
‧殖民或恩民?‧
二戰前後台灣的所得排行在亞洲地區是相當高的, 但史事的後讀者可認識到, 那個時代幾乎全世界被殖民的地區都較未被殖民的地區有更高、更現代化的生活水準嗎?我們臨近的菲律賓、香港與越南都是這樣的例子。彼時殖民地台灣的「富裕」更是得放眼全球的視野來比較, 二戰前的亞洲除唯一進入列強之林的大日本帝國外, 科技與工業化程度普遍低落, 並無法與歐美國家相比, 便是亞洲前幾富也是相對之下全世界的低度開發地區。及至 1970 年代的亞洲, 包括東亞四小龍(Four Tigers)與西亞 OPEC 產油國在內, 分別擠身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與油元(oil dollars)特富國家之列, 新興國家的處境已非昔日殖民主義時代之無自主性為人作嫁的產業地位所可比擬。
在二戰前的台灣比中國大陸的經濟好得多(有些人也以為那時比現在好!?), 主因就是因為日本人的統治讓台灣保持了相當的安定, 而穩定一向為發展的前提;反之, 在民初中國持續不斷的戰亂中, 日本的侵擾卻是一大負面因素。黃仁宇指出, 抗戰時的中國物質經濟條件與明朝相差不了多少, 日本卻已維新成功多年了, 日本統治者的西化成果與技術也能推動於朝鮮與台灣兩個新領地。然而, 二戰期間台灣的發展還是出現了倒退, 因此於盟軍所稱的 "Victory in Japan Day" (V-J Day)或日皇裕仁玉音放送「終戰」(這又要哪個稱呼才符合實事?)時出現了工業產值逆轉而少於農業產值的現象(1939 年首次工產大於農產), 同樣是因為日軍發動了全面性的「出入」戰爭──皇土眾民之「大東亞聖戰」──所導致的(據一些日本史家所稱, 「出入」比之「侵略」才是事實的客觀描述, 日本文部省因此於 1980 年代《日本第一》[那時一本經營趨勢聖經的書名]的氣氛據此修改了中小學歷史教科書), 在現代經濟史上, 這種經濟比重的逆轉現象是極罕見的, 日人之治既是進步之力也是倒退之力, 證實了日本統治台灣時的經濟發展並非歷史巨輪前進的「正軌」, 受統治者只能被要求有時代性的回視、卻不該被訓示為「恩民」之舉。
不同時代經濟比重的對照, 另有其不同次元的產業發展象徵層次:日本時代(閩南語慣用詞)的新式製糖業再怎麼發達, 始終只是國際貿易分工體系下經濟性作物初級加工的下層生產者, 並且總督府還於 1912 年下令禁止台人組「會社」, 本土資金只能依附於壟斷了大部分利潤的日方經營者的「會社」之下;如今台灣的半導體、資訊產業, 卻是執世界牛耳的科技化代工生產者, 產業升級的腳步實不可同日而語。日本時代的機場建再多座, 尤為台灣培養了最早一批的民航機駕駛(其一為首位因空難而喪生的島民), 但其服務終與庶民無緣, 台灣人出國仍以郵輪為主要交通工具, 而現在的台灣人由國際機場出國遊玩已成常態, 機場在 '70 年代方始成為真正的「國門」。同樣地, 高雄港由原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散裝碼頭轉換成以工業製品貨櫃碼頭為主的架構, 更是完全不同等級的港口營運型態, 並從一個地域性的基本製品散裝供應港口進入於世界性商業貨物轉運大港的頂端競爭者之列。
我等還可以回顧一項普世的歷史教訓。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區都曾被殖民過, 脫離後接受過援助的也很多, 但能順利成為高度工業化的新興國家卻只有少數, 足見由殖民帝國所奠下的現代化初期基礎雖然已「歷史決定論」地──因為殖民過程已發生了──成為後續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 卻並非充分條件, 四小龍的經濟成就可謂是出類拔萃而更顯可貴。台灣人因此不必自慚形愧, 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政策規畫、人民對高工時的忍受能力、與中小企業經營者拎著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創業精神, 都是經濟能全面起飛的要件。是以, 全盤否認舊殖民主建設之功固然是昧於史實, 但把其所做所為誇大成能「想當然爾」造就後續一切發展的根源, 乃屬於經濟發展層次上強加了不當的類比, 且隱喻著「將殖民主剝削殖民地資源的本意升華為『白種人的負擔』(whites' noblesse oblige)之使命性」的自卑意涵。若果有者要以 1920 年代工事技師八田與一(はった よいち)所監造、能沃疇(15)萬頃的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來肯定總督府的水利規劃, 以否定省政府所蓋補足了前項建設水量不足的曾文水庫之功, 那同樣的邏輯也就可用清康熙間半線(今彰化)兵馬司副指揮施世榜與傳奇文士林先生所建的八堡圳, 來貶低嘉南大圳在本土農業灌溉系統上的開創性了。然而, 今日的農民知道這幾項建設都極為要緊, 缺一不可;事實上八田與一亦曾建議過蓋曾文水庫, 而日人完成的縱貫線鐵路又本為清代福建巡撫丁日昌所倡建、台灣巡撫劉銘傳所始建, 現代化功業乃在改朝換代間胤續相承, 歷史實在不是二減一就只餘一的線性算數法。
‧社會有機體的開發思維‧
該位網民又注意到, 「戰後1947年台灣平均發電容量是30.5瓦,中國其他省僅2.4瓦。」其實二戰後台灣的發電量只餘戰前的三分之一, 是國民政府機電處長孫運璿率領台電員工修復完成, 才能回復二戰前的水準。這同樣是歷史的事實, 教育部長杜正勝不知道有無注意到?日本時代的殖民經營與美國在韓戰爆發後所恢復的經濟援助都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 然而劉銘傳時代的台灣建省工程, 就連兒玉源太郎總督任內的第三任民政長官(1898-1906)後藤新平(ごとう しんぺい)──其擘建規劃的能力之強, 讓許多台籍大老崇敬為「台灣現代化(中文)/近代化(日文)/modernization (英文)之父」──都曾承認是台灣近代化的一個創制, 這也是不可被忽略的一個現代化接續者的觀點。像是劉銘傳以「清賦」為重心的土地改革與清丈調查工作在任內並未完成, 後來也是由指導台灣全盤西化的後藤所成就的, 登錄農地面積增加了七成, 田賦因此更為充實, 對於期初的島內開發提供了重要的財源。
一改連續數任武將總督採行正面清勦「土匪」(總督府文書用詞)/「義軍」(台民用詞)的作法為「誘降與坑殺」的兩手策略, 因而平定台灣大局的後藤新平曾提出「治台三策」, 指出台人有「愛錢/精打細算、怕死/不易被煽動、喜名位/有廉恥心」三大性格上的通病, 故以之為制定收理台灣人心的政策主軸, 總督府延用其理念達近半個世紀, 籠絡台籍士紳的功效甚至延續至於今日。日人收籠台灣士紳的具體措拖初期即基於兒玉/後藤時期的「保甲」體制, 實則「保甲」本為清廷的基層制度, 其要目皆在「以台制台」。身有台灣人, 不認清其用心的實質遑論能建立起真正具主體性認知的歷史觀, 主體性的自覺對象不惟相對於蔣氏政權, 東瀛殖民主也該檢討在內:你當然該知道國民黨在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下害了不少人, 但是不是也該認識到日人於領台初期為時七年的武力綏靖時期所殺的島民尤數倍於白恐之禍?(參此文:「※ 台灣人反對運動百年簡事舉例」段)
無庸置疑, 蔣經國確為國府情治系統的實際領袖, 其「吹台青」的親民舉動必有謀略的冷酷成分;然而後藤新平是一位以其無上生殺權力(兒玉總督不常在台)主導過數場坑殺屠鎮(在今日這是「種族滅絕」的萬國公罪, 當持亦受日本本國輿論界批評其不合法), 且從不對台民抱有真正愍恤之心的理性、專業殖民官僚, 而其被一些日本史家所稱道的「生物學原則」之殖民地行政管理哲學固然以科學普查的方式整理了新領地的舊慣、土地、與戶口等資源, 但所隱含「社會有機體」的強思維亦壓制了台籍人民自主發展的意願, 島民被充當實行「國家意志」下之殖民式權力工業體制的零件, 後來接手的國民政府從陳儀起也延續了其中權巧融入由共產黨學來的政戰與宣傳系統, 這些都是該被後藤與兩蔣的敬仰者所一概正視的。
‧佔據福爾摩沙島的「台灣人」‧
至於在日本殖民政府之後, 我們的島算不算被國民黨佔據了嗎?當然算是!事實上, 台灣一直被佔據至今未止,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閩南人與客家人、日本人與外省人、國民黨與民進黨、統派與獨派暨不統不獨者, 渠等都是寶島的佔據者。漢人已由原住民(indigenous Taiwanese)手中佔領土地好幾百年了, 不消提大家常聽到的藍、綠互批「大日本奴」或「大中國豬」的心態, 原住民早就默默忍受了非常久的「大台灣人」心態了, 由歷史的統治進程來看, 根本沒有哪個族群能全般自以為台灣真正的主人。去年在電視新聞畫面上, 當島民瞧著原住民在抗議要求日本靖國神社將他們的先人牌位給移出時, 卻有一批自舉「台灣人」大纛的福佬「客」大喊要他們「滾回中國去!」, 即目此景, 不知會讓多少具歷史良心者看得心感驚恐呢?這究竟是據地為主, 乞丐趕廟公, 還是證實了拳頭大就是老大?政治權力的掌控比重, 明顯具體主導了大社會發聲的權力, 為了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在改朝換代時政治權力有重分配的必要;但往往於權力易主時, 新主卻不知持以設身處地之道, 反而成了新(其實已持續數百年)的發聲壓制者, 正義安在?
明潭澗水為台灣勝景之一, 歷來吸引了不少觀光客, 不過此湖實為人工所擴建而成的水庫, 人工者, 必然是為了特定的經濟利益而施作的。問題在於, 那是誰的利益呢?取得利益是否付出過代價?當然有, 且不幸地, 正是台灣島上最為弱勢的原住民族──邵族人為全體島民付出了所有的代價, 自日本統治起即一再被迫遷移。湖中的珠嶼經過改朝換代後的數次更名, 921 集集大震後的重建才正名為... 呃, 「Lalu 島」──Lalu 即指島, 漢人政權仍是畫蛇添足地疊加了「島」字。聯合國統計全球約有百個在五百人以下的民族, 並警告不經謹慎保護的話, 在半世紀內其文化特性與族群將因完全的同化或混種而消失。邵族就是個這麼小的族群, 小得讓我們能驚心動魄地看到:一個民族在短短幾十年內, 所受到經濟、文化、種族、土地等等壓迫的明確過程。其歷歷在目, 著實不得不讓人不信:原來國際新聞上所看到、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罪行, 居然以另一種表面上較文明的、制度化的公權力形式在台灣島的中心地域裏上演著?!類此仍在「進行中」的歷史事件, 皆可為台民所儆惕, 它們都是另一場由漢人在推動的種族迫害行為(聯合國的定義裏包括強制民族遷移、文化迫害與消滅、及狹義的集體屠殺等行動)。
邵族人的慘痛經歷控訴了全體島民:在四百餘年的外來政權統治及外來族群(包括閩、客、外)的殖民史裏, 原住民總是最受忽略的一群, 而外來族群卻先後自稱為「台灣人」, 島嶼因此是屬於「台灣」這個「國家」。這個外來島名對原住民的主體脈絡又有何真正的意義呢?司馬庫斯人發出了一連串的問號, 撿拾風倒櫸木仍被漢人的法律體制斷定成「竊盜」, 而在又一次的無奈之後, 終於選擇了宣示固有「傳統領域」的自主權以及森林管轄權的自力救濟行動, 「他一無所懼也毫無畏懼地在敵人面前舉行被遺忘的P`surx Btunux埋石立柱古老儀式。」傳統該如何尊重?不同族群間於不同的發源遷入背景下, 有可能找到適切的族群正義原則來定義我們的島為特定「國家」的「國土」嗎?答案猶待尋思, 然而可確定的一點是, 當前的「國土」定義是漢人中心主義式的, 僅僅讚頌這個島為「台灣!我的母親!」, 卻不去探索福爾摩沙的地誌、史冊、風物與族群脈絡的全般面目, 並無法賦予頌揚者有定義「台灣人」的合理論述權力。
台灣曾被日本人「治理」誠然是客觀的事實, 被「佔據」同樣是事實的描述;閩南、客家、外省漢人為台灣的「現住民」固然是客觀的, 台灣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peaking Formosan populations)具有「先住民」、「原住民」(這兩個名詞也有學者在爭執哪個才比較具有歷史中立性)、與「現住民」的多重身分也同時是客觀的。花蓮有個舊名竹腳宣的吉野村, 明治四十三年起的日本移民曾經以為那裏是終老之所(大正十五年完成蘇花公路及軌距較縱貫線小的花東線鐵路), 結果也只做了不及半世紀的「現住民」而歸, 再隔半個世紀他們所留下的東瀛遺味被規劃為觀光的素材, 就連公視也為返回日本後被「歧視」為「台灣人」的這批日本移民的時代處境拍下了紀錄片。在蒙昧於大義的島民與有心操作的政客被良心所啟迪之前, 媒材上的化學、磁性紀錄成了不然的「記憶保存」法。
‧黃金沒幫過台灣?‧
還有位 cc 君聲稱, 「黃金?國民黨自己的紀錄,來台第二年就花完啦,之後是靠號稱成功的土改來斂財!」國共內戰大勢已定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蔣經國告訴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一百二十萬兩庫存黃金由上海速運台灣, 另外也運來了各地銀行的金、銀, 而撥給台灣銀行的八十萬兩黃金與一千萬美元外匯被作為推行新台幣的發行準備, 這解決了在前殖民主離開、又加上國府幣制改革失敗時島內財庫已完全空虛、幾乎要破產的危機, 先前台灣銀行的外匯存底已用罄而導致所開立的信用狀(L/C)不為貿易對手國的銀行接受押匯, 稍微對於國際貿易實務有一點接觸的人就會理解到, 這對於以對外輸出入為經濟命脈的本島來說是比時下「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嚴重得多的財政窘境。
央行的紀錄顯示, 那批黃金確實大部分為了軍需而消耗掉, 但餘下部分進入金融管理體系內發揮其作用, 黃金準備作為一種國際收支清算工具, 本來就會流動, 重點在於管理孳息的妥善度上, 這是金融體系的金錢「交易與流動性」本質──「一單位貨幣的邊際價值 100% 等於另一同等單位的貨幣」的作用, 難不成有人將一千元、一兩金塊存進存摺後, 還期待原本的那張千元鈔票、金塊還可以原封不動地提領回來嗎?「黃金早被國民黨享受花光了」的流言相信有不少人從小聽到大, 但這卻是不能反映全般事實的說法, 民進黨執政了八年, 陳師孟還曾任央行副總裁, 從來也不曾查到那批黃金被污掉的蛛絲馬跡, 而在國際貿易金流的體系內一再流動後, 隨著台灣經濟的全面工商業化, 如今央行位於新店市新烏路文元營區隧道式庫房裏的黃金庫存已遠遠超出當初交給台銀的量(已達上千萬兩), 這又代表著台灣數十年間經濟發展的鉅大進步, 再度證實了台灣人無庸自慚形愧, 在既有的基礎上, 自己已邁出了碩大的前進腳步, 並不需要再被歷史的殖民死靈給拖延住步伐。
所以, 可以跟輕易聽信流信者勸告的一點是:您可選擇要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歷史觀點, 但至少會把極基本的歷史事實給完全扭曲掉, 否定黃金曾支助過財政, 甚至說已全部落入海中(前總統李登輝語:「不要以為台灣今天的繁榮, 是靠國民黨來台時, 運來的 960 萬兩黃金。沒有那個事, 那艘船從南京來台灣時, 早在揚子江口就沉了。」)或中飽私囊而並未存在於台灣的國庫過的, 可確定這等水準者絕非可以信任的歷史研究者或轉述者。該君說得的確很對:「果然錯誤的資訊就會造成錯誤的判斷結果!」對於威權專制政權的不信任是一回事, 然而對於史頁的刻意斷章並編造則屬卑劣之舉, 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日本總督府的作為都該以同樣的歷史考察標準來評判, 有所偏執就會造成自欺欺人的政治性歷史偏見, 也就易為有心人所矇騙而不自知其誤了。「事件的記載文件本身是『客觀』而實際的, 但因它而觸發的情緒卻是相對主觀且又易於受傷害的。當這樣的情緒被積累成群體性的歇斯底里時, 真相反而被吶喊、嘶叫的聲音給淹覆住了。」
‧社會階層性的歷史記憶斷裂‧
不過就「土改來斂財」一端確實有相當的事實成分, 但卻呈現於不同的社會角度。由於土改的結果, 以台灣水泥等四家公股企業的股票來折價把地主的土地換給佃農, 結果造就了本省籍前大地主轉成新財團的興起契機, 成為二戰後台灣家族企業現代化的一個特徵, 因民營化而掌有台泥且發展成和信、中信兩大集團的鹿港辜家便是顯例。先輩辜顯榮因帶領日軍入台北城致有「賣台/保台」爭議的辜家兄弟中, 對此有所「感懷」的辜振甫, 從涉台獨案入獄者變成了國民黨的當朝紅頂商人、兩岸和平大使, 他曾因台泥參股台灣證券交易所的開辦而成為證交所首任董事長;對此深感「憤懣」的辜寬敏, 則由台獨聯盟的創始成員, 卻因與蔣經國面談而遭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公開除名, 雖為施明德稱為「台獨叛徒現在卻成了台獨大老」而仍為今日最具代表性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獨立公投主張的教父, 刻在選民進黨主席中。那麼, 以土改來斂財而斂到的人到底是誰呢?實在有所疑義, 連究竟該不該進行土改, 就造成了不一樣的歷史認知了。許信良還在民進黨時曾說過他認為土改的實施是對的, 讓本省人有機會掌握了島上大部分的產業(在日本時代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他那些交出土地的長輩因此而恨死了國民黨。(或許也告訴了後人, 太早賣掉有長期產業潛力的股票是不正確的投資策略。)
在國民政府進行土改之前, 大部分的台灣農民都是佃農, 其後絕大部分成為自耕農;日本人統治時從來沒企圖改變傳之數代的農奴化結構(其土改是集中於生產管理與稅賦上), 反而強化了以地主-士紳階層作為統治體制的外圍協理者, 左傾的「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因此發起, 一再被查禁後, 則被台灣共產黨所掌控。而在國民黨推動土改前的「台灣人」中, 到底是地主多, 還是佃農多呢?立場又會影響到他們所教導下來的歷史觀點, 就算不信任外省人, 我們又該相信哪一種台灣人的話呢?後來的台獨提倡者常刻意迴避的一段「日治」歷史是:日本時代的台共是唯一以具體行動真正從事於台獨事業的團體!於上海成立的台共本屬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 訴求台灣獨立為「台灣共和國」, 而那時候的士紳優勢階級與台灣長老教會卻反而成為了白色恐怖過後的台獨大老(台共在白恐初期被殲滅)。所以共產黨才是台獨的老前輩, 現在的台獨理念乃台共的繼承者, 乃史實所明鑑, 因此李登輝年輕時先後信奉共產主義及本土化理念, 是有其歷史的共同脈絡可循的, 而今日兩種教義卻已是死敵──歷史的逆反與諷刺, 正讓我們觀察出更多「人為之基於某種價值觀的歷史判斷之不具有必然性」的本質。故以, 若把日本與國府時期獨立運動的歷史給從中斷裂, 那又跟從前國民黨的《歷史》教科書常計畫性簡略掉日本時代的狀況有何差異呢?若不該把台灣的歷史在「終戰」、「勝利」、「光復」或「淪陷」這一個時點斷然予以切裂並輕淡化日本人的統治過程, 那麼更先前的荷蘭(荷據或荷治?)、清代的歷史也不該被漠視掉。
既然 jkii 君也舉明史為例, 那順便可以談的一點是:清廷所定的《明史》較之從前朝代依例所訂的亡朝歷史, 被認為是較「持平」且完備的, 原因是滿人為籠絡明代的遺臣與文人, 特別聘請他們為修訂《明史》的主力;明朝國師宋濂初修《元史》居然只費六個月, 被批為正史之最劣者, 而《明史》足足修了六十年才完稿, 可見其用心。故滿人本屬「為己」的用意, 反倒造成了一部較為「公正」的正史, 歷史從來難求任何特定立場上的純然客觀性, 又可見其一斑。現在的台灣人就能為過去百多年的台灣寫出更為持平中立的史書嗎?同樣是有值得存疑之處, 若失去了存疑之心, 也就沒有歷史求實的心了。
寫這些, 也只供諸君參酌, 一些網民同敝人真地都該抽空多讀些歷史了, 敝人於前文所提出的各個角度, 想必在一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很少會提及, 不論所讀的是國民黨的中國中心式、或杜正勝的去中國化《歷史》課本都是一樣的。上個世紀初, 日本軍閥為消減舊王朝的統治象徵性, 計畫性地拆毀清末的台北省城城牆、布政使司衙門(今中山堂所在)、天后官(今台博館所在)及朝鮮李朝所蓋漢城景福宮的原有規置, 並興建了兩地的巍巍總督府, 遷台的國民政府承收該建物的陽具性最高權力象徵而襲用為總統府, 大韓民國卻於光復五十週年大典時把曾先後用為駐韓美軍總部及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朝鮮總督府給拆除掉。同樣是時代性具體空間表徵的歷史建物, 兩國的後續政權選擇了迥然不同的「記憶保存」形式, 足見對於歷史的反思方式存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可能性──對國人而言, 僅就「台灣人」這一個在定義上猶有爭議與操作空間的稱呼就有許多待分辨的時代意涵了。多讀歷史才能評論歷史, 而談史論事時若忽視了不同的角度, 就容易造成自說自話的我執偏見, 既然有這種解讀與詮釋態度的不安因素存在, 評史乃需要更多元化的觀察與省思了。
cf. 〈難道我們就這樣忘了蔣經國?〉/KuenWei
敝文〈二00七‧二二八‧省思 ─ 歷史的真相與正義?〉
敝文〈§S.O.S. 第十四講 -- 現代台灣的經濟發展 --〉
敝文〈「愚昧與懶惰的人哪!...」〉
八田與一 - Wikipedia
敝文〈台鐵創建及 CK101 復駛札事...〉
敝文〈§S.O.S. 第五講 -- 台灣的歷史處境 --〉
後藤新平 - Wikipedia
敝文〈主體與強「改造」〉
〈難道看著海仔 就能活下去嗎?〉/邵‧網‧站
〈不要讓司馬庫斯走得很孤獨!〉/乜寇.索克魯曼
〈勇者無懼!〉/乜寇.索克魯曼
〈揭密台灣七千億黃金藏山洞 防彈玻璃可防90槍(組圖)〉/環球網
敝文〈§S.O.S. 第十二講 -- 社會主義與馬克思 (II) --〉
敝文〈什麼是台灣人? ──從台灣的明、清移民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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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以台灣而論:這二十年來本土學界不是一直呼籲歷史教育要正視日本統治時代的歷史嗎?像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的事件只使用民國紀年其實很怪, 查史料時還要換算成明治、大正、昭和。而照這麼講, 中國史官卻早將異族的元、清列入正史體制內, 反而很弔詭地呼應了台灣本土歷史學界所要求正視日本時代的那一種歷史態度?
至於陳儀那段以公賣與收歸公有為名, 來榨取台灣資源的歷史, 曾經是那時很多台灣本省產業經營者所痛恨的, 這何僅是與民爭利, 根本是以公權力搶了去。但若沒有完整的研究, 那大小之比也實在不能輕易斷言。陳儀為人向來自愎, 從來不承認自己有犯錯的地方, 便是向老蔣寫封信(即可)求取一命亦在所不為, 終於被槍斃於台北馬場町──很諷刺地, 這也是他在 228 事件中處決了一些人的地點。
陳儀是極爭議的人, 留日的這位浙江人娶的是日本妻子, 曾在日治時考察本島, 並建議福建省(時任省主席)要學習日本人對台灣的經濟建設。於二戰末期時國府能主持對於台灣提出完整詳盡的總體調查報告者, 在諸多具有台、日經驗的外、本省官員裏非他莫屬, 他也因此負責了接收大任。照理他應該是很能了解台灣處境與情勢的人, 但由於他的失策與時局的動亂, 仍是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災禍。他死後很長的時間, 不論是本土士紳還是外省權貴, 他都成了一個很大的負面歷史符號, 延續至今未止。